私募扎堆北上深 未來將會迎來百花齊放

私募扎堆北上深 未來將會迎來百花齊放

(原標題:扎堆北上深 私募百花齊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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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以來,上海地區私募異軍突起,證券類私募管理規模首次超越北京。對此,部分受訪人士告訴記者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地的政策環境、人才資源以及地域優勢等不盡相同,所以會影響私募對註冊地與辦公地的選擇,也因此形成私募發展的重要聚集地。

未來,私募機構的設立還是會集中在超一線城市,由於不同地區各有特色,未來也將會迎來百花齊放、動態發展的局面。

北上深三地各具特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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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訪人士表示,由於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地的市場治理、政策環境、人力資源、客戶等方面存在差異,所以,選擇不同城市註冊或辦公對公司發展有一定影響。

一是政策扶持效應。金斧子投研中心指出,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資源稟賦和政策優勢,如北京的文化產業,上海的金融行業,而這也是吸引私募落戶或辦公的重要原因。

上海某中型私募副總經理表示,公司註冊和辦公會考慮當地政策導向,是否能在辦公和稅收上提供支持,這對公司運營會有一定影響。

私募排排網未來星基金經理胡泊認爲,私募在選擇註冊地的時候,會考慮稅收安排及政策扶持力度。從長遠來看,北上廣深金融環境更好,生態圈更爲健全,私募成長的產業鏈也更爲高效專業,更有利於私募長期發展。

二是聚集效應。凱豐投資市場部總經理鄧安娜指出,資管行業與IT行業非常類似,集聚效應很強,甚至重點聚集的城市重合度都很高。

北京金樟投研總監付饒認爲,在募資上,機構投資者都需要有多次實地的拜訪調研,如果私募公司註冊在非一線城市,投資者的調研成本就會比較高,募資的效率就會有所影響,進而影響公司發展。

三是人才效應。付饒表示,非一線城市的金融人才的確會相對較少,同行間的交流也會偏少,進而投研上也會有一定的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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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安娜認爲,資管行業與IT行業本質上都需要以人爲本,持續不斷進化,通過高度的信息化交流,精益求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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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某中型私募副總裁也表示,主要還是人才的問題,因爲資產管理行業主要依靠人,如果不能有效地吸引到人才,很難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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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部分私募認爲,註冊地的選擇對於公司影響並不大。丹羿投資指出,很多公司的註冊地與公司駐地並不在同一地區,公司發展的核心還是靠業績說話。

辦公地選擇更多考慮創始團隊

胡泊表示,私募在選擇辦公地的時候,往往會結合核心人物自身現有的人脈資源來進行考慮,因爲核心人物現有人脈圈是公司初期發展和立足的根本,任何私募成長都是沿着自身資源進行蜂窩式擴充成長起來的。

“凱豐選擇深圳順理成章,因爲創始人吳星總在創立凱豐之前在中信期貨工作,辦公地點在中信深圳大廈,在深圳的長期工作中也積累了一羣願意支持和投資於凱豐的客戶。深圳開放包容的城市氛圍、政府的人才引進政策、高度市場化的機制、鼓勵創新的金融環境等原因,對於我們吸納專業人才以及資金募集都有一定助益。”鄧安娜向記者介紹道。

北京某中型私募市場負責人表示,選擇目前所在城市,主要是創始團隊都在本地。“隨着後續業務發展壯大,不排除到其他兩地設立分支機構,更好服務客戶,也更廣泛地獲取人才。”

聚鳴投資表示,運營公司需要注重效率,在多維度最優的城市開展業務,運作效率最高。後續隨着規模的擴大如果要擴充團隊,需要異地辦公時會考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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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上深三地發展將齊頭並進

對於未來私募發展的地域設想,上述上海某中型私募副總經理認爲,作爲國內經濟發達的重點城市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囊括了全國大部分的私募管理人和從業人員。所處地域不一樣,大環境和接觸的信息有所不同,各自的優勢也會稍有差別。私募地區的發展也有賴於金融開放、地方政策、人才資源等方面的傾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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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泊分析道,未來私募可能還是會集中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,選擇其它二線城市的可能性相對較低。對於北上深三地而言,北京對國家政策方面的理解更爲深刻,上海更與國際化接軌,金融的思維模式更爲領先,深圳民營化的程度更高,因此更爲靈活。對私募而言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三大城市分別有不同的特徵,適合不同偏向的私募發展。

“選擇來深圳是我最成功的一次價值投資。”東方港灣董事長但斌此前曾表示。他認爲在科技創新和先進製造業的加持下,未來十年深圳也應繼續加大對金融的支持力度。“深圳是財富的集中地,它有很多上市公司,也有證券交易所,這對做投資的人而言算是一個寶地。”

付饒認爲,私募基金在未來仍然會在上海、北京發展爲主,深圳、廣州、杭州爲輔,這些地區聚集的投資方和管理人都比較多,更容易形成投資的規模效應。

聚鳴投資指出,有活力、能吸引年輕精英的城市會有比較大的成長空間,從私募角度來講,北上深各有特色,未來將是百花齊放的局面。

金斧子投研中心表示,伴隨着資本市場逐漸成熟,預期私募證券產品結構與市場佔比都會逐步向發達國家過渡。隨着證券類私募佔比持續提高,其行業前景可期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這樣的私募重鎮也會迎來發展的春天。